老舍，《茶館》，無可復加的戲劇杰作。讀過很多遍，也看過電影 ，有人稱它為三個黑暗時代的送葬曲，揭露了種種不公平的社會現(xiàn)實。而那張掛在茶館里的“莫談國事”的大字如同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招牌在掌著市儈百姓的嘴，每一個時代，每一個上臺的人物所發(fā)生的故事，無論悲喜，只要追溯一下因為所以，總是那檔子破國事，萬花筒也好，西洋鏡也罷，茶館就是如此一個社會矛盾集中的體現(xiàn)，跑不了。

至于劇情的再現(xiàn)此處就不表了，王利發(fā)劉麻子等一摞人物已經(jīng)隨著這部經(jīng)典作品一遍又一遍的被閱讀被再現(xiàn)深深扎根于讀者的心中，我看來，《茶館》的大范圍傳播有兩個原因。一方面，作品本身的藝術(shù)成就與作者蜚聲海內(nèi)外的名望互為表里有著互相宣傳的意味，另一方面，《茶館》通俗易懂的語言也在傳播上提供了客觀性的便利，就像讀完《水滸傳》總能說上句“賊廝鳥”，連我不喜讀書的朋友看完《茶館》也能津津樂道幾句：“屌!揍他個小舅子！”

這幾句隨不登大雅之堂，然而頗具江湖之風市井之氣，作品中常含有這類平易近人的詞語，自然能較為簡易地被大部分讀者所接受和認識。在《茶館》中，我最印象深刻的一段話是劇末了，常四爺?shù)哪嵌胃袊@：“我自己呢？我愛咱們的國呀，可是誰愛我呢？”

我竊以為，這句話，可以當做劇中大多數(shù)人物心聲的總結(jié)。常四爺不必說，一輩子不服軟，敢作敢當，看不慣洋人愿自食其力；深究王利發(fā)，也可以歸納于這句話之中的，在這個人物避重就輕，懦弱無奈的背后，是對和平年代的單純向往，是對國泰民安的一種本能渴望，而這種向往與渴望在群魔亂舞的社會現(xiàn)實中被壓抑，被限制，使其產(chǎn)生了對于政治的恐懼心理，對于時局的回避態(tài)度。除了趁亂而起的既得利益勢力，無論是革命者，農(nóng)民，民族資本家，都抱著一定的拳拳愛國之心，而《茶館》以描述這些人的冷暖人生，悲痛無奈，將社會之狡詐黑暗展現(xiàn)得淋漓盡致。

一些《茶館》的品鑒者將老舍歸結(jié)為“他是一個嘲諷舊世界腐朽生活的能手，卻是描寫新生活的蹩腳者?！睂ⅰ恫桊^》的意義歸結(jié)為“《茶館》是反映北京小市民生活的杰作。這部作品通過揭露鞭笞舊世界的腐朽黑暗，從而，從側(cè)面說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道理，這是作品的潛在主題。”我覺得都是非常的不科學的，在第一點上，描寫新生活的任務不應該也不合適存在于《茶館》的歷史背景之中，《茶館》的三幕劇分別處于戊戌維新失敗后，北洋軍閥割據(jù)時期與國民黨 政權(quán)覆滅前夕，這些時候，時局混亂，中國都是處于一種對于前途摸著石子過橋的階段，茶館位于的北平更是全國的政治中心，因為它具有的強烈的政治意義，意味著北京的政治立場的轉(zhuǎn)變必須是陣痛而不是循序漸進，既黑又紅的重疊一來不符合歷史背景也平白增加了寫作的難度。可能很多人抱著“不破不立”的想法，而強加給了這個時代以展示革命力量的責任，在我看來，這已經(jīng)違反了歷史唯物主義的要求了。

第二點，雖然老舍對于舊社會的種種不公有著深惡痛絕的鞭笞，但在這部話劇本身看來，并沒有明確的政治指向性，所謂的“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命題確實是穿鑿附會上的。王利發(fā)不是潘冬子，沈處長也不是胡 漢三，《茶館》中百姓與官員政治力量的對立并不是對等的，也沒有什么逼十急了走上革命道路的義舉，而是一種更為典型的上下級被壓迫的關(guān)系。這種不平等的關(guān)系，更具有普遍性，因為無論是軍閥還是國民zheng府，都是國家的掌控者，是一種暴力的象征，反抗的代價是巨大的，甚至是戲劇中可通過閱讀預見的。因此王利發(fā)最后的自盡也并非什么無聲的抗議，而是無奈的自絕。倘若非得加上點紅色氣息，那也得再寫部什么《康大力智取沈處長》才行。在《茶館》的劇本當中，應該說是見不到的。

雖然《茶館》并沒有展示出太濃厚的作者的政治立場，但是它所展現(xiàn)的階級矛盾，社會矛盾，依然可作為我們zheng府部門管理工作時候現(xiàn)在值得借鑒參考的案例，宋恩子吳祥子這類仗權(quán)魚肉的惡霸現(xiàn)在有沒有？唐鐵嘴這樣的封建余毒清沒清？說不好，也不能亂說，然而我們理論上可以開誠布公地去談，因為現(xiàn)在這可是人民內(nèi)部矛盾。至于管理的效果如何，那也不妨留心一些坊間有沒有大傻楊這樣打竹板的調(diào)侃世事的段子，嬉笑怒罵皆成文章，愛恨情仇皆故事，止不定調(diào)研出個猛料，百姓的生活也就能更太平些了。（張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