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民族差異進行系統(tǒng)的研究，既需要堅忍不拔的精神，也需要某種程度的寬宏大量。只有當人們自身的信仰受到充分保障，因而對人能夠非常寬宏大度的時候，比較宗教研究才是繁榮興旺的。他們可以是耶穌會會員，也可以是阿拉伯學者抑或是一個不信教的人，但他們不可以是一個宗教狂。當人們對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是那樣堅定不移地予以捍衛(wèi)，以致認為惟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才是世界上最理想方式時，比較文化研究是不會繁榮的，這些人決不會懂得了解其他類型的生活方式，將會使他們對自己的文化更加熱愛。他們故意拒絕了頗為愉快且又會豐富自己的經(jīng)驗。他們既然那樣固步自封，除了要求其他民族接受其獨特的處世方式之外，便再也沒有其他選擇了。假設他們是美國人，他們就強行要求所有的民族都來接受美國人所喜愛的信條。但是，其他民族是決不可能接受要求他們接受的生活方式的，這就好比我們不可能學著用十二進位來代替十進位的演算方法，或者好比我們學不會某些東非土著人用一條腿站著休息一樣。

因此，本書所要敘述的就是那些在日本被認為是可以接受的，并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習慣。本書涉及的內容還有日本人在何種情況下可期待得到禮遇，在何種情況下則不能，日本人在什么時候會感到“恥”（恥辱），在什么時候會感到窘迫，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對自己如何要求。對本書中任何一句話能作評論的理想權威，恐怕就是所謂的“市井之徒”了，即任何一位普通老百姓。但這并不意味著這位普通百姓得親自置身于每一個特殊的場合。但這確實意味著任何一個人都會承認在那種場合事情確是那樣。這種研究的目標是描寫出根深蒂固的思維與行為方式。這一目標即使達不到，但仍是作者的理想。

在這種研究中，工作進展到一定程度后，人們很快就會發(fā)現(xiàn)再進一步收集證據(jù)已沒有必要了。例如，誰在何時向誰行了一個禮，這樣的事根本就不需要對全體日本人進行統(tǒng)計研究。日本人好行禮是一種公認的習慣性情況，對此誰都能夠予以說明，若再得到二、三人的確認后，就沒有必要再去向一百萬日本人查證同樣的反映了。

一位學者如果試圖揭示日本人的生活方式賴以建立的假設前提，那么他所面臨的任務就遠比用統(tǒng)計數(shù)字證實某種說法困難得多。他要做的艱巨工作是報告那些公認的習慣和見解是怎樣變成日本人觀察生活的透鏡的。他必須說明日本人的假設是如何影響他們在觀察生活時所選用的焦距和透視 法的。他必須讓美國人也能夠理解這一點，而他們是用完全不同的焦距觀察人生的。在這種分析工作中，權威的裁判人未必就是“田中”，【日本人的一個常用姓名，此處的含意相當于中國的“張三李四”?！g注】意即平凡普通的日本人。因為“田中”并沒有把“假設”表達清楚。向美國人作解釋，在他看來無疑是多余的勞動。

美國人研究社會時通常都并不是打算去研究文明文化所賴以建立的前提的。多數(shù)的研究都假定這些前提是不言而喻的。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只是關心輿論和行為的“擴散”狀況，而且他們的主要研究手段是統(tǒng)計方法。他們著眼于大量的數(shù)據(jù)資料、受詢者的大批答話或其所提出的問題，以及心理測試的結果等，進而作統(tǒng)計學的分析，試圖從中推論出某些獨立的要素和相互依存關系。在公眾輿論調查領域，則利用人口抽樣的方法進行全國性的民意測驗，這種有效的手段在美國已經(jīng)使用得相當完善了。運用這種手段可以知道有多少人支持或反對某一位公職候選人，支持或反對某一項政策。還可以分別列出支持和反對者有多少是農(nóng)村居民或城市居民，是低收入者或高收入者，是共和黨 人或民主 黨 人。在一個實行普選制的國家里，法律實際上是由人民代表草擬和制訂的，這樣的調查具有現(xiàn)實的重要意義。

美國人可以對美國人進行民意測驗，也能夠理解測驗的結果。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是因為有一個一清二楚以致無人提及的前提：美國人了解美國政生活方式，并把它視為理所當然。民意測驗的結果不過是豐富一些我們已經(jīng)知道的情況而已。試圖理解其他國家時，重要的是先對該國國民的習慣和假設系統(tǒng)地進行定性分析，然后民意調查才能起有益的作用。通過慎重的抽樣，民意測驗能夠發(fā)現(xiàn)支持和反對政府的人各有多少。但是，假如我們對這些人關于國家的觀念一無所知，那么從這樣的民意測驗中我們又能了解些什么呢？只有了解了該國國民對國家的觀念后，我們才能懂得該國的街頭巷尾或議會里各黨 派到底在爭論些什么。一個國家的國民關于政府的設想遠比表示政黨 勢力的統(tǒng)計數(shù)字具有更為普遍、更為持久的意義。在美國，無論是對共和黨 人還是民主 黨 人來說，政府幾乎總是一個必不可少的惡魔，因為它限制了個人的自由 ；受雇于政府也不會使人獲得他從私人企業(yè)的相應工作中獲得的地位，僅在戰(zhàn)時也許另作別論。美國人的這種國家觀同日本人的國家觀是大相徑庭的，甚至同許多歐洲國家國民的國家觀亦相去甚遠。我們首先需要了解的正是他們的國家觀。他們的觀點體現(xiàn)于他們的社會習 俗、他們對成功者的評價、他們的民族歷史神話和他們在民族節(jié)日發(fā)表的演說中。我們可以通過這些間接的表現(xiàn)來進行研究。但這要求系統(tǒng)的研究。

我們?yōu)椴槊饕淮芜x舉中投贊成票或反對票的居民比例，往往是那樣的全神貫注，詳盡細致。如果我們傾注同樣的注意力與細致心，那么任何一個民族對生活所具有的基本設想以及他們的處世態(tài)度都是可以研究出來的。日本就是這樣一個國家，他們的基本觀念頗值得探討。我確實發(fā)現(xiàn)，一旦我弄清了我的西方觀念在哪些地方不符合日本人的生活觀念，一旦我對日本人所使用的范疇及符號多少有點理解，那么西方人慣于在日本人的行動中發(fā)現(xiàn)的許多矛盾在我眼里就不存在了。我開始明白日本人怎么會把他們行為的某種急劇改變竟視為是首尾一貫的一個體系中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我還能夠試著說明其中的道理。在我同日本人一起工作的時候，最初發(fā)現(xiàn)他們使用許多奇怪的措詞和概念。后來我才明白，原來這些措詞和概念具有許多豐富的含義，充滿著年代久遠的歷史情感。西方人所理解的德和惡與日本人所理解的是大不相同的。這是一個獨特的體系。它既不屬佛教，也不屬儒教。它是一個日本體系——既是日本的力量所在，也是日本的弱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