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日本也將會試驗西方式的民主 政治結構，但是西方制度并不是造成一個更好世界的可靠工具，雖然它在美國是這樣的工具。普選與由當選者組成的立法機關的權威將在解決許多困難的同時造成同樣多的新困難。當這些困難擴大時，日本人就會修改我們賴以實現(xiàn)民主 的方法。那時美國人會大叫戰(zhàn)爭白打了。我們相信自己工具韻正確性，然而，在今后的很長時間，在重新把日本建設成一個和平國家的過程中普選充其量只會起一些無關緊要的作用。日本自19世紀90年代首次嘗試選舉以來并未發(fā)生根本的變化，因此，不能說萊夫凱迪奧?赫恩當時記述的那些舊困難不會重現(xiàn)：

在犧牲了如此多生命的激烈競選中并無個人敬意；在其激烈性使陌生人吃驚的國會辯論中幾乎也無任何個人對抗。政治斗爭并不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斗爭，而是各藩相互之間或黨 派相互之間的利益斗爭，而且各個藩或各個黨 派的狂熱追隨著把新政治理解為僅是一種新型的戰(zhàn)爭——為領導人 的利益而打的忠誠之戰(zhàn)?！尽度毡?，加以闡明的一個嘗試》，1904年，第453頁?！ⅰ?

在較近的本世紀20年代的幾次選舉中，鄉(xiāng)下人常在投票前說：“洗凈頭頸，作好被砍的準備。”這句話把選舉戰(zhàn)與過去的特權武士對平民均攻擊等量齊觀。日本選舉中所含的某種意義甚至今天也與美國的意義不同，而且這與日本是否推行危險的侵略政策無策。

日本可以用來把自己改造為和平民族的真正力量在于這樣一種能力，即她能就某種行動方針說：“這已以失敗告終”，然后將其努力傾注于別的途徑。日本人的倫理是一種允許取舍的倫理。他們曾試圖以戰(zhàn)爭來獲得其“適當位置”，但他們失敗了。他們現(xiàn)在可以放棄這一方針了，因為他們至今所受的一切訓練把他們塑造成能夠見風使舵的人。具有比較絕對倫理的民族須有自己是在為主義而戰(zhàn)的信念。當他們抱勝利者投降時，他們會說“正義與我們的失敗一起消失了”。而且其自尊心要求他們努力使這一“正義”在下一次取勝。要不然的話，他們就捶胸頓足地懺悔自己的罪過。日本人卻既不堅持“正義”，也不必懺悔罪過。日本投降五天后，在美國人登陸日本之前，東京的一家大報《每日新聞》竟能在談及失敗和由失敗帶來的政治變化時說，“但這一切將為最終地拯救日本發(fā)揮作用”。這篇社論強調(diào)，任何人一刻也不要忘記日本被徹底打敗了。因為建立一個完全以實力為基礎的日本的努力已歸寧徹底失敗，從此以后日本必須走和平國家的道路。東京的另一家大報《朝日》在同一星期把日本近年來“過分相信軍事力量”作為舊本國內(nèi)與國際政策的“嚴重錯誤”，論述道，“必須拋棄所得甚少，受害甚多的舊態(tài)度，代之以基于國際合作與愛好和平的新態(tài)度?！?

西方人注意到這個在他們看來是原則的變化，并對此感到懷疑。然而，在日本，不管是在私人關系還是國際關系中，這都是構成處世法的必不可少的一個重要因素。日本人認為采取了某個行動方針而未能實現(xiàn)目標就是犯了“錯誤”。當某個行動方針以失敗而告終時，他就把它作為失敗的主張加以拋棄，他沒有養(yǎng)成固執(zhí)己見的性格。他們說“噬臍莫及”。本世紀30年代，軍國主義是公認的手段，他們認為可借助它來獲得世界的欽佩——以其軍事實力為基礎的佩服，他們?nèi)淌芰诉@種計劃所要求的一切犧牲。1945年8月14日，被認為是日本至高無上的代言人的天皇告訴他們戰(zhàn)敗了。他們接受了戰(zhàn)敗這一事實所包含的一切事情，這意味著美軍的進駐，于是他們就歡迎美軍，這意味著他們侵略企圖的失敗，于是他們就主動地著手起草放棄戰(zhàn)爭的憲法。在日本投降后十天，日本的一份報紙《讀賣報知》就能夠談及“新藝術與新文化的開始”，并論述道：“我們在心中必須有軍事失敗與一國文化的價值無關這樣一種堅定的信念。軍事失敗應被作為一個轉(zhuǎn)機而發(fā)揮作用……為了使日本國民真正地面對世界，客觀地看到事物的本來面目，有必要作出國家失敗這樣一種巨大的犧牲。至今歪曲日本人思考的一切不合理的事必須用坦率的分析來排除……把這次戰(zhàn)敗作為嚴酷的事實來加以正視需要勇氣，（但我們必須）相信明天的日本文化。”這就是說他們已嘗試過一種行動方針，結果失敗了，從今天起要嘗試一下和平的生活藝術。日本各種報紙的社論都重復地論述說，“日本必須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受到尊敬”，日本國民的責任是在新的基礎上贏得這種尊敬。

這些報紙社論并不僅是少數(shù)知識分子的聲音；東京街頭和偏僻鄉(xiāng)村的普通百姓也實現(xiàn)了同樣的轉(zhuǎn)變。美國占領軍感到難以置信的是這些友好國民正是那些曾發(fā)誓用竹矛戰(zhàn)斗到死的人們。日本人的倫理包含著美國人拒絕接受的許多東西，但承擔占領日本任務的美國人所得到的種種經(jīng)驗絕妙地證明了即使一種不同的倫理也能夠具有許多贏得贊同的方面。

在麥克阿瑟將軍領導之下的美國對日管理承認日本人這種改變前進方向他能力。它沒有強制采用使日本人屈辱的方法妨礙他們采取新的方向，假如我們使用這種方法，按照西方的倫理，這在文化上也是可以接受的。因為根據(jù)西方倫理的信條，羞辱與刑罰是使作惡者有服罪表現(xiàn)的在全社會中行之有效的手段。而這種認罪是他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第一步。正如我們前面所述，日本人對此是持另一種看法的。按照他們的倫理，一個人必須對自己行為所引起的一切后果負責，某個過錯的必然后果是使人相信這個過錯是要不得的。這些必然后果甚至可能是一次總體戰(zhàn)中的失敗。屈辱會使日本人感到憤恨，但是這些必然后果并不是像屈辱那樣一定會使日本人感到憤恨的。在日本人的辭典里，一個人或國家是以誹謗、嘲笑、侮辱、輕蔑和堅持口誅筆伐來羞辱其他人或國家的。當日本人認為自己受到羞辱之時，報復成為一種德行。不管西方倫理如何強烈地譴責這種信條，美國對日占領能否取得成效有賴于美國在這一點上能否慎重。因為日本人把他們極為憤慨的嘲笑與“必然后果”截然地區(qū)別開來，根據(jù)投降條件，“必然后果”包括非軍事化、甚至負擔苛刻的賠償義務這樣的內(nèi)容。

日本在其對一個主要強國的一次巨大勝利中曾顯示過，即使作為戰(zhàn)勝國，當敵國終于投降，當她認為該敵國未曾嘲笑過日本時，他也會細心地避免去羞辱失敗的敵人。有一幅在日本家喻戶曉的記述俄國軍隊1905年在旅順投降的照片，照片上俄國人佩著劍。勝利者和失敗者僅能根據(jù)軍裝來區(qū)別，因為俄國人并沒有被剝奪武器。據(jù)在日本流傳的關于這次投降的有名故事說，當俄國指揮官斯托塞爾將軍表示愿意接受日本人提出的俄軍投降條件時，一個日本大尉和翻譯帶著食物來到他的司令部?！俺怂雇腥麪枌④娮约旱淖T外，馬已全部被殺掉并吃完了，因此日本人帶來的50只雞和100只鮮蛋的禮品受到了由衷的歡迎?！彼雇腥麪枌④娕c乃木【即乃木希典（1849～1912），日俄戰(zhàn)爭時日本第3軍司令官，1912年與其妻一同為明治天皇殉死?！g注】將軍的會見安排在第二天。“兩位將軍相互握手。斯托塞爾稱贊了日軍的勇武……乃木將軍則贊揚俄國軍隊長期、勇敢的防御戰(zhàn)。斯托塞爾對乃木將軍在這場戰(zhàn)爭中失去了兩個兒子表示同情……斯托塞爾把其白色的阿拉伯良種馬贈給乃木將軍，乃木將軍說，盡管他很想從將軍手中接受并留下這匹馬，但他必須首先把它獻給天皇，不過他充分相信天皇陛下一定會把這匹馬重新踢給他。他表示，如果此馬重新回到他手中，他將細心照料它，就像它本來就一直是他自己的馬那樣?！薄巨D(zhuǎn)引自厄普頓?克洛斯《幕后日本》，1942年，第294頁。這個關于俄國投降的故事是否句句真實也許是有疑問的，但不管怎樣，它在文化中無疑具有重要價值?！ⅰ吭谌毡颈M人皆知萬木將軍在私邸的前庭為斯托塞爾將軍的愛馬蓋了一座馬廄——該廄常被描寫得比乃木將軍自己的家更講究，而且在乃木將軍逝世后成為乃木神社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