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前145—87?)，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陜西韓城)人。父司馬談有廣博的學問修養(yǎng)，曾“學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楊何，習 道論于黃子”。又曾為文“論六家之要旨”，批評了儒、墨、名、法和陰陽五家，而完全肯定地贊揚了道家，這說明他是深受當時流行的黃老思想的影響的。司馬談在這篇論文中所表現(xiàn)的明晰的思想和批判精神，無疑給司馬遷后來為先秦諸子作傳以良好的啟示，而且對司馬遷的思想、人格和治學態(tài)度也必然有影響。漢武帝即位后，司馬談做了太史令，為了供職的方便，他移家長安。在此以前，司馬遷“耕牧河山之陽”，即幫助家人做些農(nóng)業(yè)勞動，同時大概已學習 了當時通行的文字——隸書。隨父到長安后，他又學習 了“古文”(如《說文》的“籀文”和“古文”等)，并向當時經(jīng)學大師董仲舒學習 公羊派《春秋》，向孔安國學習 古文《尚書》。這些對年輕的司馬遷都有很深的影響。

　　司馬遷在二十歲那一年開始了漫游生活。這就是他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所說的：“二十而南游江 淮，上會稽，探禹穴，規(guī)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yè)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xiāng)射鄒嶧，乙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歸后“仕為郎中”；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以后又因侍從武帝巡狩、封禪，游歷了更多的地方。這些實踐活動豐富了司馬遷的歷史知識和生活經(jīng)驗，擴大了司馬遷的胸襟和眼界，更重要的是使他接觸到廣大人民的經(jīng)濟生活，體會到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這對他后來著作《史記》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元封元年(前110)，漢武帝東巡，封禪泰山。封建統(tǒng)治階級認為這是千載難逢的盛典，司馬談因病留在洛陽，未能參加，又急又氣，生命危在旦夕。這時司馬遷適從西南回來，他就把自己著述歷史的理想和愿望遺留給司馬遷，司馬遷流涕說：“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三年后，司馬遷繼任為太史令，他以極大的熱情來對待自己的職務，“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yè)，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一心營職以求親媚于主上”。并開始在“金匱石室”即國家藏書處閱讀、整理歷史資料。這樣經(jīng)過了四、五年的準備，在太初元年(前104)，他主持了改秦漢以來的顓頊歷為夏歷的工作后，就開始了繼承《春秋》的著作事業(yè)，即正式寫作《史記》，實踐他父親論載天下之文的遺志。這年司馬遷是四十二歲。

　　正當司馬遷專心著述的時候，巨大的災難降臨在他的頭上。天漢二年(前99)李陵抗擊匈奴，兵敗投降，朝廷震驚。司馬遷認為李陵投降出于一時無奈，必將尋找機會報答漢朝。正好武帝問他對此事的看法，他就把他的想法向武帝說了。武帝因而大怒，以為這是替李陵游說，并借以打擊貳師將軍李廣利。司馬遷就這樣得了罪，并在天漢三年下“蠶室”，受“腐刑”。這是對他極大的摧殘和恥辱。他想到了死，但又想到著述還沒有完成，不應輕于一死。他終于從“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乙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等先圣先賢的遭遇中看到自己的出路，于是“就極刑而無慍色”，決心“隱忍茍活”以完成自己著作的宏愿。出獄后，司馬遷升為中書令，名義雖比太史令為高，但只是“埽除之隸”、“閨合之臣”，與宦者無異，因而更容易喚起他被損害、被污辱的記憶，他“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fā)背沾衣”。但他的著作事業(yè)卻從這里得到了更大的力量，并在《史記》若干篇幅中流露了對自己不幸遭遇的憤怒和不平。到了太始四年(前93)，司馬遷在給他的朋友任安的信中說：“近自托于無能之辭，網(wǎng)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笨梢姟妒酚洝芬粫@時已基本完成了。從此以后，他的事跡就不可考，大概卒于武帝末年。他的一生大約與武帝相始終。

　　司馬遷接受了儒家的思想，自覺地繼承孔子的事業(yè)，把自己的著作看成是第二部《春秋》。但他并不承認儒家的獨尊地位，他還同時接受了各家特別是道家的影響。他的思想中有唯物主義因素和批判精神，特別由于自身的遭遇，更增加了他的反抗性。班彪、班固父子指責司馬遷“是非頗謬于圣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jīng)，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力而羞貧賤”，這正說明了司馬遷的思想比他的許多同時代人站得更高，而為一些封建正統(tǒng)文人所無法理解。我們今天正是從這些封建正統(tǒng)文人的指責中，看到了司馬遷進步思想的重要方面。

　　《史記》是我國歷史學上一個劃時代的標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偉大著作，是司馬遷對我國民族文化特別是歷史學方面的極其寶貴的貢獻。全書包皮皮括本紀、表、書、世家和列傳，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氨炯o”除《秦本紀》外，敘述歷代最高統(tǒng)治者帝王的政跡；“表”是各個歷史時期的簡單大事記，是全書敘事的聯(lián)絡和補充；“書”是個別事件的始末文獻，它們分別敘述天文、歷法、水利、經(jīng)濟、文化、藝術等方面的發(fā)展和現(xiàn)狀，與后世的專門科學史相近；“世家”主要敘述貴族侯王的歷史；“列傳”主要是各種不同類型、不同階層人物的傳記，少數(shù)列傳則是敘述國外和國內(nèi)少數(shù)民族君長統(tǒng)治的歷史。《史記》就是通過這樣五種不同的體例和它們之間的相互配合和補充而構(gòu)成了完整的體系。它的記事，上自黃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101)年間，全面地敘述了我國上古至漢初三千年來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多方面的歷史發(fā)展，是我國古代歷史的偉大總結(jié)。

　　司馬遷的著作，除《史記》外，《漢書·藝文志》還著錄賦八篇，今僅存《悲士不遇賦》一篇和有名的《報任安書》?！秷笕伟矔繁戆琢怂麨榱送瓿勺约旱闹龆鴽Q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是研究司馬遷生平思想的重要資料，也是一篇飽含感情的杰出散文?！侗坎挥鲑x》也是晚年的作品，抒發(fā)了作者受腐刑后和不甘于“沒世無聞”的憤激|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