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曉明

　　我想針對朱洪海先生這篇論文提出的“八十年代”、“八十年代人”以及“柏楊思想在八十年代”、“柏楊思想對八十年代人的影響”這幾個概念做點補充說明。
　　我以為朱洪海先生提出“八十年代”這一概念是非常有意義的。這個時代，我理解為一個“高度濃縮”的時代，事實上它壓縮了整個七十年代。所以七十年代變成以一種怪異的方式成為一種“超歷史”的存在，對那些斷裂的東西累積到八十年代全部爆發(fā)出來，包括人力資源的堆積也是。我本身是七七級的大學生，當時我十八歲，是班上年紀最小的，二十歲畢業(yè)后我留校教書，我的學生最大也有三十五歲了，所以當時的思想構(gòu)成、人力、物力都可以說是非?；靵y的狀態(tài)，它壓縮了好幾個世代，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更是整個壓縮在一起的，我是如此理解的。
　　第二，它也是好幾個思潮壓縮在一起。“文革”以后我們有一種“思想解放運動”，也叫做“撥亂反正”，主要目的就是反思“文革”為什么會發(fā)生，所以這時人們借用了各式各樣的思潮去解釋。最早也因此引進了最新的西方思潮，包括科學史、文學理論、西方社會學、哲學等方面。這讓年輕一代非常興奮，我們甚至是清晨三四點鐘爬起來去買書，只要是來自西方的，我們?nèi)P接收。
　　第三，我認為是堆積了無數(shù)的歷史愿望。作為這樣一個壓縮的時代，人們有巨大的歷史愿望，主要當然就是實現(xiàn)“四個現(xiàn)代化”。當時我們知道了香港、臺灣，它們都在亞洲，都屬于中國，但是它們卻發(fā)展這么快。記得當時有個電影 導演寫了一篇文章，說他在訪問了香港、臺灣后到了日本，坐在日本銀座的臺階下哭。他說，一九四五年后日本是戰(zhàn)亂的一片廢墟，中國大陸 當時也都在同一個歷史起跑點上，為什么現(xiàn)在的日本是這樣？所以他坐在那里痛哭。其實我們這一代人對于國家、民族都有深切的愛，就是“哀其落后，怒其不爭”，常想，我們怎么就處在這樣的一個境況當中呢？所以當時對傳統(tǒng)的反思、批判，實際上正是懷著對于國家、民族振興那樣一個巨大的愿望。但因為這種愿望的表達很困難，所以轉(zhuǎn)為對過去傳統(tǒng)一種冷峻的批判與痛斥。
　　朱洪海先生在文章中提到柏楊先生的思想在八十年代中期進入了中國大陸 ，恰好契合了當時對傳統(tǒng)反思的思潮，我想這個把握是非常準確的。中國大陸 對傳統(tǒng)的反思，從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到未來，許多的研討會都曾經(jīng)討論過，但是大家感覺到對傳統(tǒng)的批判好像都不夠強而有力。換句話說，這些批判表達了很多現(xiàn)實的情緒，但卻找不到一個強力的資源。有一點現(xiàn)象我要說明，就是和“五四”的關系，到了八十年代初期變得非常曖昧 ，對傳統(tǒng)的批判到了這一時期卻極少被提起。但是柏楊先生宣言式的語錄出現(xiàn)時，我想是為年輕一代對傳統(tǒng)的反思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支持和佐證，就像是火柴一樣點燃了某種東西，所以郁積在那里的材料突然間發(fā)光了，我覺得它的意義是非常大的。
　　最后就是關于進一步的影響，就是柏楊到了九十年代，那些八十年代的人都變成社會重要的支柱力量，這些人經(jīng)過時代的洗禮、磨煉，將會對九十年代產(chǎn)生什么樣的影響？我覺得柏楊先生對中國人全面而深刻的解剖，還依然在影響著“八十年代人”！
　　（作者系北京大學教授，本文系作者在二○○三年柏楊文學史學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發(f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