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爾瑪.霍勒斯·格利萊·沙赫特( Horace Greeley Hjalmar Schacht) 1877年1月生于特因利夫(原屬德國,現(xiàn)屬丹麥),父親威廉·沙赫特是德裔美國公民,母親孔斯坦賽·馮·埃格斯女男爵是丹麥裔。威廉一生顛沛流離,做過鄉(xiāng)村教師、報刊編輯、簿記員,最終在美國人壽保險公司安頓了下來。威廉對于美國式的民主 政治和自由 主義心有所屬,他最崇拜的政治家是紐約的廢奴派和自由 主義政治家、記者霍勒斯·格利萊,為了紀念這位自由 主義政治家,威廉給小雅爾瑪取了霍勒斯·格利萊這個美國式的名字,由此可見沙赫特一家與美國的淵源。
小沙赫特聰明而勤奮,先后專門學習 過文學、新聞學、社會學、哲學和政治學,年僅22歲就得到了哲學博士頭銜,后來到金融界發(fā)展,進入德累斯頓銀行工作。沙赫特對金融的本質有一種直覺的透視 力,他出類拔萃的工作能力很快使他成為引人注目的金融精英。1923年,沙赫特臨危受命,出任帝國銀行行長,拯救災難中的德國馬克。1930年,由于楊計劃的修改問題,沙赫特離開帝國銀行。
從1931年開始,沙赫特開始積極為納粹工作。1933年3月份,希特勒上臺后,任命沙赫特為帝國銀行行長,任命文件由希特勒和興登堡總統(tǒng)共同簽署。同時在這個文件上簽字的還有帝國銀行的八名董事,其中包括三名猶太銀行家一門德爾松、瓦斯曼和沃伯格。
沙赫特和沃伯格實際上成為溝通華爾街金融集團 和納粹德國核心圈子的關鍵人物。1933午7月,希特勒成立“經濟事務委員會”,開始規(guī)劃德國經濟的振興。這個委員會的17名成員全部是大資本家和銀行家,包括克虜伯、西門子、博世、泰森、施羅德等人,委員會的首腦由資本家集團 推舉的沙赫特出任。
1933年8月,沙赫特代表納粹德國政府與美國銀行家協(xié)會就貸款問題進行談判。華爾街欣然同意德國延期償還以前的貸款,并且答應今后美國在德國的資本和產業(yè)的全部收入只在德國使用,這些錢將被用來興建新的軍火 工業(yè)或者擴建原有的武器制造企業(yè)。
在1934年7月的一次會議上,希特勒問沙赫特,如果任命沙赫特為德國經濟部的部長,他有什么意見。沙赫特沉吟一下,慎重地提出,在接受經濟部長任命之前,他想知道希特勒希望他如何處理猶太人的問題。希特勒回答道,就經濟問題而言,猶太人可以做他們到目前為止可以做的一切正常經營活動。沙赫特問的當然不是普通的猶太人,而是試探希特勒對沃伯格等人的態(tài)度。希特勒當時顯然不能動沃伯格,于是如此回答。從某種角度看,沃伯格實際上是華爾街安插在希特勒身邊,監(jiān)視其金融政策的眼線。
1934年8月2日,興登堡總統(tǒng)去世、希特勒大權獨攬的當天,沙赫特被任命為希特勒的經濟部長。
沙赫特與沃伯格的關系非同尋常,可以說是榮辱與共。一方面,在希特勒面前沙赫特巧妙地保護著沃伯格,另一方面,沃伯格又是國際銀行家考察希特勒的試金石。如果希特勒起了異心,那華爾街對德國的資助就可能中斷,這對于剛上臺面對經濟危機焦頭爛額的希特勒來說,后果將是致命的。另外,如果沒有華爾街的支持,希特勒整軍備戰(zhàn)的經費來源也將面臨嚴重的困難。
俗話說:“小不忍則亂大謀?!毕L乩找采钪O此道。他利用沙赫特的金融才華,穩(wěn)住了沃伯格的華爾街“直通車”,從1933年到1939年,在德國為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做準備的6年時間里,充分利用了華爾街資本控制下的杜邦財團 與化學公司、洛克菲勒財團 和美孚石油公司、摩根財團 及它控制的電報電話公司、福特汽車公司,將德國巨額軍火 訂單的大餅高高掛起,引誘著貪婪的資本爭相撲來。
馬克思說過,資本家為了利潤,可以將絞死自己的繩索賣給無產階級,此話真是妙到毫巔!美國汽車大王亨利·福特由于與納粹的合作有功,被嘉獎了鐵十字勛章,同時獲此殊榮的還有IBM總經理兼美國國際商會會長托馬斯.丁·沃森。僅僅飛機一項,1934年的8個月中,美國對德國的出口數(shù)量就比1933年增加了5倍以上;在納粹德國的軍火 工業(yè)體系中,美國公司竟然超過了60家。除了軍工尖端產品銷售,美國還慷慨地向德國轉讓各種先進的軍事技術。杜邦公司通過IC法本把氯丁橡膠和飛機防爆劑的技術賣給德國;美孚石油公司積極地推銷坦克潤滑油技術;德國空軍的航空汽油由美孚在德國的航油工廠供貨;摩根麾下的同際電報電話公司參與了德國新型戰(zhàn)機的研制。后來在戰(zhàn)爭中,連美國的海軍部長都承認是美國向希特勒提供了最先進的飛機發(fā)動機。
沒有沙赫特和沃伯格的鼎力協(xié)助,希特勒的戰(zhàn)爭準備恐怕遠沒有這樣順利。
正是因為這層原因,到1936年希特勒上臺3年以后,沃伯格在德國漢堡的家族銀行仍然在盈利。他們對債券持有人和其他股東照常支付利息和分紅,沃伯格家族銀行生意基本上沒有被納粹所騷擾。甚至直到1938年,沃伯格家族銀行還在盈利。
除了借助沃伯格與華爾街庫恩雷波公司的密切聯(lián)系,從沙赫特的經歷來看,他本人與英美金融界也頗有淵源。早在1905年他隨同德累斯頓銀行董事會訪美時,就會晤過JP摩根本人。在1923年他就任德意志帝國銀行行長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前往倫敦拜會英格蘭銀行行長諾曼,并在那里與諾曼建立起了終生的友誼,后來諾曼甚至成了沙赫特一個孫子的教父。沙赫特英語說得比德語還流利,以至于幾十年后對他的審判采用英德雙語進行。在戰(zhàn)后審判納粹戰(zhàn)犯的紐倫堡法庭上,只有3名被告犯罪指控沒有成立,被當庭釋放,當過納粹經濟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為整個戰(zhàn)爭籌集資金的沙赫特就是其中之一,蘇聯(lián)代表尖銳地指責“資本家永遠不會受懲罰”。
隨著希特勒“新政”的全面實施,德國經濟日益好轉,失業(yè)人口直線下降,軍事力量迅速強大,特別是1936年德國柏林的奧運會圓滿召開,使德國民眾“四海歸心”,希特勒的羽翼漸漸豐滿起來。
德國奧運會之后,沙赫特開始隱隱感到形勢不妙,不僅經濟過于偏重軍工造成結構失衡,更令沙赫特擔心的是希特勒的最終目的似乎“不單純”。與此同時,希特勒不動聲色地著手分化他的經濟大權了。
1936年秋,希特勒任命戈林為復興德國經濟“四年計劃”的執(zhí)行人,并建立新的政府機構具體負責實施。很明顯,這一新機構的設置與沙赫特的帝國經濟部產生了嚴重的功能重疊,最后不可避免地引發(fā)了沙赫特與戈林的權力爭斗。
作為自由 主義學派在德國的掌門人,沙赫特在理論上對一切國家計劃下的經濟頗不感冒,又看到該計劃在直接弱化自己的權力,自然對所謂的“四年計劃”深惡痛絕,他立刻采取行動抵制和抗爭。希特勒卻不斷地在沙赫特與戈林之間和稀泥,練起太極推手。眼看著大量的工業(yè)與軍火 訂單源源不斷地涌向戈林那里,自己這邊越來越“門前冷落鞍馬稀”,沙赫特逐漸明白過來,自己被希特勒給耍了。
于是,1937年8月,沙赫特向希特勒遞交 了辭呈,希特勒經過3個月的“好言挽留”,最后于11月正式免去了沙赫特的經濟部長職務。沙赫特不甘心就此認輸,他仍是德國中央銀行的行長,還想利用貨幣發(fā)行權做最后的抗爭。從1938年開始,沙赫特拒絕再對“創(chuàng)造就業(yè)匯票”進行再貼現(xiàn),他與希特勒的矛盾終于激化了。而此時的希特勒,已經從法律上完成了國有化中央銀行的所有準備。1939年1月,沙赫特被免除帝國銀行行長職務,雖然還保留著內閣成員的虛銜,事實上已經被希特勒一腳踢出了德國的權力中心。沙赫特離開中央銀行位置的消息被隱瞞了5個多月,直到大戰(zhàn)爆發(fā)前的最后時刻。希特勒的政治權術與沙赫特的金融謀略堪稱絕世高手過招,不過政治終究壓倒了金融。
1944年,沙赫特涉嫌參與了謀殺希特勒的史坦芬堡事件,被送進達豪集中營。沙赫特不但沒有完成監(jiān)視希特勒的重任,反而被希特勒玩于股掌而沒有覺察,由此產生報復的念頭倒也是人之常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