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戴著面具上陣吶喊，最后卻陷入深廣的虛無感，他逃離“待死堂”的第一次努力，是明顯失敗了。但他不會甘心，因為他同樣不能承受那個虛無感。他雖然說自己不再想那些“哲學式的事情”了，可是，真能夠修煉到整天只認得鼻子底下一小塊地方的人，世上又有幾個呢？魯迅向來是那樣自尊好強，就連不愿意與朱安離婚，也要講出一番大道理：“我們既然自覺著人類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們少的老的罪，又不能責備異性，也只好陪著做一世犧牲，完結了四千年的舊賬。做一世犧牲，是萬分可怕的事；但血液究竟干凈，聲音究竟醒而且真?！保　爆F(xiàn)在要他承認自己的人生并無意義，他是怎么都不會愿意的。因此，就在他似乎是無可避免地一步步陷入虛無感的同時，他又本能地要從那里面拔出腳來。他寫信對朋友說：“我自己總覺得我的靈魂里有毒氣和鬼氣，我極憎惡他，想除去，而不能。”２雖是“不能”，卻仍想“除去”，從二十年代中葉起，他又開始了第二次艱難的掙扎。

一個人所以會恨恨地宣告人生沒有意義，總是因為他太相信人生是有意義了，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正是他原先對人生的確信，將他推人了虛無感的懷抱。魯迅當然懂得這一點，因此，他驅逐內心“鬼氣”的第一步，就是修訂對人生的認識：我原先這樣理解你，結果大失所望，痛苦不堪；現(xiàn)在我換一個角度打量你，或許會覺得好一點？

在一九二五年，魯迅已經(jīng)到了非常討厭別人侈談將來的地步，他甚至把所有“將來一定好”式的議論，都看成是某種欺騙：“記得有一種小說里攻擊牧師，說有一個鄉(xiāng)下女人，向牧師歷數(shù)困苦的半生，請他救助，牧師聽畢答道：忍著罷，上帝使你在生前受苦，死后定當賜福的。’其實古今的圣賢以及哲人學者之所說，何嘗能比這高明些。他們之所謂‘將來’，不就是牧師之所謂‘死后’么”３這正是一段典型的虛無主義的氣話，他原先大相信那些哲人的高論，現(xiàn)在才這樣憤激地抨擊它。但是，說“將來一定好”，這只是對將來的一種判斷，你可以不信它，但你這“不信”本身，正也表現(xiàn)出對將來的另一種判斷。人其實是很難做到不想將來的，尤其像魯迅這樣的人，他總需要有一個關于將來的說法，作為自己行動的依據(jù)?！耙虼耍切┓磳Τ拚剬淼难哉?。不過是說明了他自己對于將來的苦苦的思索。

一九二七年冬天，他筆下出現(xiàn)了一個新的名詞：“大時代”。他說：“中國現(xiàn)在是一個進向大時代的時代。但這所謂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保磶讉€月后他又預言：“不遠總有一個大時代要到來?！保颠@“大時代”是什么呢？他解釋說：“許多為愛的犧牲者，已經(jīng)由此得死”，他們

“以愉快和滿意，以及單是好看和熱鬧，贈給身在局內而旁觀的人們，但同時也給若干人以重壓”；“這重壓除去的時候，不是死，就是生。這才是大時代?！保对掚m說得折拗，意思還是明白的，到獻身者的犧牲不再僅僅引人旁觀，而是逼人奮起的那一天，黑暗和光明將會有上場殊死決戰(zhàn)，這決戰(zhàn)的時候，便是大時代。其實，信用他后來評論小品文的話，是還有更加簡潔的解釋：“也如醫(yī)學上的所謂，極期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復?！保纷屑毾肫饋?，這“大時代”的說法當然是令人沮喪的，它非但不安慰你，說在決戰(zhàn)中黑暗一定失敗，它還要提醒你，說現(xiàn)在連作這種決戰(zhàn)的條件都不具備。但是，它卻十分符合魯迅的需要。它既非空泛的許諾，也不是絕望的梟鳴，光明雖不二定得勝，畢竟也還有一半的希望。更何況，它能夠有效地解釋眼前的黑暗，甚至可以解釋即將圍過來的更濃的黑暗，既然現(xiàn)在是進向“極期”的時候，黑暗的擴大也就十分自然了。設想叫下，比起那種因為渴望快速走進光明，事實上卻滿目黑暗，于是禁不住狂躁忿怨的情形，你現(xiàn)在懷抱這個“大時代”的理論，是不是比較能夠忍受黑暗，不那么容易絕望了呢？也真虧他想出這么一個對將來的判斷，他使用的，其實還是“五四”前那個把“將來”推遠去的老法子，但他現(xiàn)在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認識，可以用它來填補那看破歷史進步論之后的精神空虛，緩解歷史虛無主義情緒的重壓了。至少，他不再是被現(xiàn)實黑暗震駭?shù)媚康煽诖簦恢勒f什么好了。

你一定還記得，當寫《文化偏至論》和《摩羅詩力說》的時候，魯迅是多么自信，字里行間，處處進散出先驅者的豪氣的。但到“五四”前后，這股豪氣卻大為減弱，你看他那些隨感錄，雖還常常以“我”和“我們”的名義發(fā)聲吶喊，另一種自省自責的情緒，卻也在其中悄悄地傳布?！犊袢巳沼洝返慕Y尾部分，“我”的自責尤其明確，他把自己干脆歸入了吃人者的行列。既要呼喚光明，又發(fā)現(xiàn)自己身上染著黑暗，到二十年代中葉，他筆下就涌出了這樣的情緒：“然而黑暗又會吞并我，然而光明又會消失”，“我終于訪惶于明暗之間，我不知道是黃昏還是黎明……”８完全是一種“夾在中間”的困惑了。

我很能夠理解他這種困惑。自晚清以來，中國社會一直有個特點，它在骨子里一切照舊，表頁上卻風波迭起，動蕩得非常厲害。這就容易使人產生錯覺，以為社會的變化很大，新陳代謝的水流很急，新的浪潮還來不及擴展，更新的一波又撲面而來。這個錯覺對人的影響很大，尤其魯迅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知識和信仰都正在變化之中，精神的“定力”相對薄弱，就特別容易受它影響，一覺醒來便以為自己是前衛(wèi)，再睡一覺又擔心自己落伍了。魯迅投身新文化運動，自然會感受到這股壓力，倘說到“五四”前，他的吶喊還能夠匯入最急進的潮流，那到二十年代初，已經(jīng)有另一些更加激烈的呼嘯從耳邊掠過。他畢竟四十多歲了，在人的生命向來早衰的國度里。這就算是漸人老境了，豐子愷一過三十，便蓄起長須，感嘆自己到了人生的“秋天”，魯迅比他年長十多歲，身體又明顯在走下坡路，自然更難免有某種衰老的自覺。他寫過一篇極力振作的散文《希望》，卻在其中一再詠嘆自己的“遲暮”，你當能想象，他這自覺有多么固執(zhí)。面對那些不但生理上遠比他年輕，而且觀念也遠比他激進的年輕人，他會不會產生某種自慚的感覺呢？

他似乎應該不會。到二十年代，他已經(jīng)不再相信直線進化的觀念，對一些滿臉激烈的青年人，也愈來愈感到不滿；年齡的長幼，更和頭腦的新舊無關，他不會不懂這個道理。但是，他恰恰又有一塊心病，就是那回國以后不斷滋長的自我不滿，在十四年代中期，這不滿幾乎發(fā)展到了頂點，使他無法再像“五四”的時候那樣，驕傲地宣稱自己“血液究竟干凈”了。因此，再面對那些比自己晚出，似乎更“新”的人事時，他的心理就相當矛盾。一方面，他能夠看透其中有一些的分量，是比自己輕得多；另一方面，他又不自覺地感到自卑心理，大大強化了他那衰老的自覺，將他一步步推進“夾在蹭”的苦惱。他原以為自己必定是屬于未來，現(xiàn)在卻發(fā)現(xiàn)并非如此，自已很可能也不符合未來的標準，要遭受它的拒絕：你想想，這會對他造成多大的打擊！在所有引他入虛無感的心理路標當中，自我懷疑的這一支顯然是最醒目了。

以魯迅當時的情形，要拔掉這一去路標，唯一的方法就是修訂原先的自我設計，從那“精神界的斗士”的標準上降下來，另劃一道更為切實的基準線。事實上，還在那自我不滿開始冒頭的時候，他就已經(jīng)在作這樣的修訂了。一九一九年他表示，要“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孩子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９將自己描述成一個站在黑暗和光明的交 界線上的犧牲者，比起十年前的慷慨自負，是更符合實際了。不單在這個時候，就是整個一生，他其實不都是一個犧牲者，一個深刻的悲劇人物嗎？但是，他為什么會成為犧牲者呢？是自己愿意還是只能如此？不把這一點想明白，這個新的自我設計還是說不圓。于是到二十年代中期，魯迅明確提出了一個“中間物”的觀念。他感慨中國的改革還將繼續(xù)很多代，說：“這樣的數(shù)目，從個體看來，仿佛是可怕的，但……在民族的歷史上，這不過是一個極短時期?！?！”０一年以后，他又用哲學式的語言歸納道：“一切事物，在轉變中，是總有多少中間物的。動植之間，無脊椎和脊推動物之間，都有中間物；或者簡直可以說，在進化的鏈予上，一切都是中間物。”他更由此引出關鍵性的推論：“當開手改革文章的時候，有幾個不三不四的作者，是當然的，只能這樣，也需要這樣?！?！”！”他這是找對了路徑，人的一切自解之道，精髓就在于尋找必然性。就是再不情愿的事情，只要你能夠向自己證明，這是一件非做不可的事，你也就會低頭去做。魯迅提出“中間物”的觀念，用意正是在論證一種充當犧牲的必然性，既然萬事萬物，都不過是盡著一份“中間物”的大責，那我現(xiàn)在夾在黑暗和光明之間，甚至有一半還罩在陰影當中，也就無需苦惱，也無可慚愧了。你看，一旦論證出充當犧牲的必然性，先前的自我不滿不就可以化解了嗎？難怪從二十年代中葉開始，魯迅對自己有了一連串新的說法。他說自己是從舊營壘中殺出來的叛逆，！”２又說自己甘愿當一塊踏腳石，！”３后來更將自己比喻成一個抽了鴉片而勸人戒除的醒悟者，一個“破落戶，不過思想較新……。”！”４這些說法部各有所指，實際的意思也不盡相同，但是，它們都凸現(xiàn)了同一特點，那就是魯迅開始愿意從“中間物”的立場來理解自己，你甚至不訪將它們都看成是他那個“不三不四的作者”的注解。他將自己從先驅者的位置挪到舊營壘和新世界之間，當然是后退了一大段，但恰恰是這個后退，使他在心理上重新站穩(wěn)了腳。

魯迅竭力修訂的第三個認識，就是對知識分子和文學家的看法。無論是中國古代的“士為萬民之首”，還是西方近代的“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都把握筆的人看成社會的棟梁，民眾的導師。“五四”一代人深受這些觀念的熏陶，自然將自己看得很高。他們以居高臨下的態(tài)度來發(fā)動新文化運動，潛意識里正是以救世者自居。魯迅也是如此，他在東京的時候那樣自信，一個很大的原因，就在他對自己打算扮演的角色——知識分子和文學家一抱有極大的崇敬，他相信思想和文學的力量，相信用筆可以撼動社會一但是，到二十年代中期，現(xiàn)實生活的接連不斷的教訓，已經(jīng)將他逼到了這個信仰的反面，在一封通信中，他甚至說出了這樣的話：“我現(xiàn)在愈加相信說話和弄筆的都是不中用的人！”！”５從當時的報刊上，他多少了解一些俄國的狀況，知道不少曾經(jīng)熱烈贊頌草命的作家，包括葉賽寧那樣卓越的詩人，都相繼自殺了。！”６一旦他把這兩方面的情況聯(lián)系起來，一種更為陰郁的揣測就油然而生：莫非們營壘里要壓迫知識分子和文學家，新世界也同樣容不下他們？莫非他們真就像自己描繪的那個影子一樣，無論黑暗和光明那一邊擴展，都注定了只能沉沒？他在這個時候的幾乎全部的痛苦，都被這個問號勾起來了。

這就逼得他要重新思考知識分子和文學家的命運。一九二六年七月他說：“革命時代總要有許多文藝家萎黃，有許多文藝家向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沖進去，乃仍被吞沒，或者受傷……”！”７在寫于同時的一篇譯文的后記中，他又借評論俄國詩人勃洛克，說了同樣的話。這些話的意思很明確：革命是必然要給知識分子和文藝家造成痛苦的。一九二七年春天，他談及北洋政府的恐怖統(tǒng)治，又重復他在北京說過的話，“文學文學，是最不中用的，沒有力量的人講的；有實力的人并不開口，就殺人?！保　保高@也是在強調必然性：文學本來就沒有對抗專制的力量，它在黑暗中的命運，不過是被“殺”而已。顯然，他還是用的老法子，要把那令人沮喪的現(xiàn)象，說成是無可避免的事情。在一九二七年春天，他并沒有能形成一個對知識分子和文學的比較完整的新認識，這個問題大大，他一時也不可能想清楚。但是，就從他這種對痛苦的必然性的強調，我已經(jīng)能夠想象出，他將要形成的那個新認識，將會是怎樣陰暗。

魯迅在虛無感中沉溺得太深了，他竟不得不用這樣極端的方法來振拔自己。將來，自己，知識分子，文學，他現(xiàn)在統(tǒng)統(tǒng)將它們捺入泥水，弄得它們一個個滿身污垢，黯淡無光。天地本來便一片昏暗，社會本來便異常險惡，既然置身這樣的天地和社會，受苦受難是在所不免－－當看到他竟是用這樣的方法來緩解沮喪和虛無感的時候，你會不會覺得他太了不起，也太可憐呢？”

注釋

！”魯迅：《隨感錄·四十》，《熱風》，二十九頁。

２魯迅：一九二四年九月上十四日致李秉中信，《魯迅書信集（上）》，六十一頁。

３魯迅：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致許廣平信，《兩地書》，十一頁。

４魯迅：《題辭》，《而已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八版，一百零七頁。

５魯迅：《“醉眼”中的朦朧》，《三閑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五十四頁。

６同４

７魯迅：《小品文的危機》，《南腔北調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一百三十三頁。８魯迅：《影的告別》，《野草》，六頁。

９魯迅：《我們現(xiàn)在怎樣做父親》，《墳》，九十四頁。

！”０魯迅：《忽然想到·十》，《華蓋集》，六十八頁。

！”！”魯迅：《寫在后面》，《墳》，二百十二頁。

！”２同！”！”。

！”３魯迅：《集外集拾遺》，一百九十八頁。

！”４魯迅：一九三五年八月十十四日致蕭軍信，《魯迅書信集（下）》，八百六十五頁。

！”５魯迅：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八日致許廣平信，《兩地書》，五十九頁。

！”６葉賽寧并非自殺，但當時傳到中國來的消息，都說他是自殺的，所以魯迅也以為真是如此。

！”７魯迅：《馬上日記之二，七月七日》，《華蓋集續(xù)編》，一百十九頁。

！”８魯迅：《革命時代的文學》，《而已集》，十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