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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ing

戰(zhàn)爭與和平

[俄] 列夫·托爾斯泰 / 譯林出版社

神秘師兄 上傳

一八一二年來到了,然后又過了七年。奔騰洶涌的歐洲歷史的海洋已經(jīng)平靜了。它似乎沉默下來,但那些推動人類前進的神秘力量(其所以神秘,因為規(guī)定這些力量運動的法則,我們還不了解),卻繼續(xù)起著作用。

雖然,歷史海洋的表面似乎不在運動,但人類卻像不斷前進的時間一樣,繼續(xù)向前邁進。人們所組成的各種集團建立了,又解散了。國家的建立和解體以及各個民族的遷移的種種原因都在醞釀著。

歷史的海洋,已不像先前那樣從此岸向彼岸兇猛急遽地沖擊;但它卻在海水的深處洶涌翻騰。歷史人物也不像先前那樣被波濤從此岸向彼岸卷過來卷過去;現(xiàn)在他們仿佛停留在原處,只是在漩渦里打轉。原先,這些歷史人物領導著軍隊,發(fā)布命令,宣戰(zhàn)、出征、會戰(zhàn),藉之以擊退民眾運動;而現(xiàn)在卻巧用政治和外交手腕,利用法律和條約來擊退洶涌澎湃的群眾運動。

歷史人物的這種活動,史學家們稱之為反動。

史學家們在描述這些過去的歷史人物的活動時,往往聲色俱厲地譴責他們,因為史學家們認為那些歷史人物就是他們所指的反動的禍根。當時所有聞名的人物,從亞歷山大和拿破侖到斯塔埃爾夫人、福蒂、謝林、費希特、謝多勃良以及和其他一些人物都遭受到史學家們的嚴正的審判,并視他們是否有助于進步或反動而宣告無罪或加以譴責。

按照史學家們的記載,這一時期在俄國也發(fā)生過反動,這次反動的元兇,就是亞歷山大一世。正是這個亞歷山大一世(仍然是按照史學家們的記載)在其統(tǒng)治初期就倡導自由主義,宣揚拯救俄國。

在現(xiàn)有的俄國文獻中,從中學生到學識淵博的史學家,沒有一人不因亞歷山大一世在位時的錯誤行為而向他投擲石子。

“他本應如此這般地行事。他在某件事上做得好,而在另一件事上則做得糟。他在當政初期和一八一二年干得很出色;但是,給波蘭制訂憲法、成立神圣同盟、把大權授與阿拉克契耶夫、鼓勵戈利岑和神秘主義,嗣后又鼓勵希什科夫和福蒂,這些事就做得很糟。他過問前線的軍隊,做得不對;解散謝苗諾夫兵團,他也處理得不當,等等,等等?!?/p>

史學家根據(jù)他們所具有的關于人類福利的知識,對亞歷山大一世所作的種種責備,如果要加以枚舉的話,就得寫滿整整十頁紙。

這些責備是什么意思呢?

亞歷山大一世受到史學家贊揚的行為,如登位初期的一些自由主義的創(chuàng)舉、抗擊拿破侖、一八一二年所表現(xiàn)的強硬態(tài)度、一八一三年的出征,同那些受到史學家譴責的行為,如成立神圣同盟、使波蘭復國、二十年代的反動,不都是從形成亞歷山大一世個性的血統(tǒng)、教育、生活諸條件的同一根源中產(chǎn)生出來的嗎?

這些責備的實質(zhì)究竟是什么呢?

其實質(zhì)在于:亞歷山大一世是一個處于人類權力可能達到的頂峰、就像是處于奪目的歷史光輝在他身上聚成的焦點上的歷史人物。像他這樣的人物,理應受到伴隨權力而來的陰謀、欺詐、阿諛、自欺的世上最強有力的影響;像他這樣的人物,在他一生中的每時每刻都感到自己應對歐洲所發(fā)生的一切負責。這個人物不是憑空虛構的,而是有血有肉的活人。他像所有的人那樣,有自己的習慣、情欲、對真善美的渴望——這個人物在五十年前,并非缺乏美德(史學家也沒有在這方面責難他)。但是他卻沒有當代教授們對人類幸福所具有的看法和觀點——這些教授們從青年時代起就鉆研學問,廣談博覽,領會講義材料的精神,并把他的心得記在自己的筆記本上。

假定說,五十年前亞歷山大一世對人類的幸福的看法是錯誤的,那么,當然也應該這樣認為,指摘亞歷山大的史學家對人類幸福的觀點,在若干年之后,也將被認為是不正確的。這種假定之所以合乎情理,必不可少,那是因為我們只要注意一下歷史的發(fā)展,就會看到,對人類幸福的看法,隨著時代的不同,隨著作家的不同,在不斷地改變著。因此,本來認為是福,十年后就會認為是禍,反之亦然。不僅如此,即使在同一時期,我們可以看到歷史上對禍福的看法有時也是完全矛盾的。例如,一些人認為給波蘭以憲法和神圣同盟是亞歷山大的功勞,但另一些人卻因此而譴責亞歷山大。

對亞歷山大和拿破侖的行為,不能簡單地說有益或有害,因為我們說不出它為什么有益和為什么有害。假如某些人不喜歡某些活動,無非是因為這些活動不符合他對幸福的狹隘的看法。不論是一八一二年我父親在莫斯科的房子得到保存,還是俄國軍隊的光榮,或者彼得堡大學或其他大學的繁榮,或者波蘭的自由,或者俄國的強大,或者歐洲的均衡,或者歐洲的某種文明進步,對這些現(xiàn)象不論我是否認為是福,我都得承認,任何歷史人物的行為,除了這些目的之外,還有其他我所不理解的更帶有普遍性的目的。

可是,我們假定所謂科學有調(diào)和一切矛盾的可能性,它也有衡量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好壞永不改變的尺度。

我們假定,亞歷山大能夠按照另外一個樣子來做這一切事情。我們假定,他可以按照那些指責他的、自命深知人類活動終極目標的人的指示行事,同時依照現(xiàn)在指責他的人所提供的民族性、自由、平等和進步的綱領(似乎也沒有更新的綱領了)治國。我們假定,可能有這么一個綱領,而且已經(jīng)擬定好了,亞歷山大也按照這個綱領來辦了。那么,那些反對當時政府方針政策的人們的一切活動——史學家認為那些活動是有益的,好的,會成什么樣呢?這種活動是不會有的,實際的生活也不會有,所有這一切都不會有的。

如果說,人類的生活可以受理性支配,那就不可能有實際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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